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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之新篇-崛起的法治大国

发布时间:2014-12-30
刘俊海

前几年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大国崛起》点燃了许多国人关于中国要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激情梦想。在不少人眼里,只要中国富起来,就能崛起为大国。似乎大国就是富国,富国就是大国。其实,崛起的大国既是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也是文明大国、法治大国。法治大国是大国崛起的核心特征与必要前提。稍加回顾,就可发现:英法德美日等国的崛起历程不仅是经济成长、科技创新的历程,更是确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国家的历程。法治理念的根本确立、法律对财产权利与契约自由的呵护、法律对公民权利尤其是人权和人格尊严的尊重、法律对公权力的约束、清廉公正的司法体系等往往是大国崛起的共同特点。

法治国家是中国梦的核心组成部分。法治既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国家的硬实力。法治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运的兴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再次证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保护公民权利,捍卫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社会公平,鼓励科技创新,健全诚信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提高司法公信,弘扬法治文化,凝聚社会共识,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确保国泰民安,优化全球治理,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性,习总书记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立法、执法、守法等重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出“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重大改革都要有法可依”,“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全面谋篇布局,做出了顶层制度设计, 确定了建设法治中国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期走向法治国家的指南针。

何谓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人人自觉信仰与敬畏法律、人人自觉遵循法律准则、人人以遵法守法护法为荣的国家。法治国家就是立法科学、执法规范、司法公正的国家。法治国家崇尚平等、自由、创新、民主、人权、诚信、公平、公正、公益、多赢等核心价值观。在法治国家,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都能享受充分尊重与保护,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并自觉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

科学立法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前提。立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立法不公的危害甚于司法不公。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强调法律规范的公平公正。我们的立法机关按照公平与效率兼顾、注重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指导各项立法工作。建议立法机关对现行立法文件中悖于公平价值的条款进行一次彻底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要建立健全民主立法、科学立法、透明立法、统筹立法的决策机制,预防部门利益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进入立法文件的跑马圈地现象,鼓励专家立法与社会立法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必须同步推进。要深入研究法律与政策、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扭转立法与改革两张皮现象,努力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统一提高立法的前瞻性、科学性、透明度、可操作性、可诉性与可裁性

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地方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在实践中存在着“重发展、轻规范”先发展、后规范只发展、不规范的思维定势。发展是目标,创新是抓手,规范是前提,法治是基础,诚信是关键。发展中的问题既要通过发展去解决,更要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传统发展观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者,在初次分配阶段强调效率,在二次分配阶段强调公平。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往往流露着对效率的偏爱以及对公平的漠视。结果是,广大弱势市场主体利益受损,强势市场主体信誉受损,诚实守信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污染,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多赢共享的效率目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制定政策与法律时,应当通过民主、科学、透明的决策方式优选公平与效率两全的方案。公平培育效率,效率成全公平。如果义利实难两全,应以公平价值优先。同理,只讲创新、不讲诚信的立法理念也会走进死胡同。法律只有插上诚信的翅膀,市场创新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法律是有温度的。立法者要让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向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少年儿童、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等)适度倾斜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理性选择。要恢复强弱之间的平等地位,必须把实践中已向强者倾斜的天平回归平等原位。适度倾斜原则是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法治社会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此处的既包括抽象意义、整体意义与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更包括具体意义、个体意义与微观意义上的人民。而微观意义上的人民很容易成为弱势群体。司法机关既要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服务,也要为个体意义上的人民服务。量大面广的弱势群体权益既有私权和个体利益的特点,还有社会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点。他们仅靠一己之力很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力量。因此,国家向弱者适度倾斜就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向弱者适度倾斜主要是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要体现出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心和爱护,法律的执行也要在实体和程序上充分体现出对广大弱势群体的应有保护和照顾。例如,对于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的弱势当事人,立法者应当适度扩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范围,适度减轻弱势当事人维权时的举证责任负担在立法者尚未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依职权调取证据,从而避免受害者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受不利后果。各级地方和部门应当彻底杜绝嫌贫爱富的不正常现象,切实关心广大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当然,向弱者适度倾斜不是向弱者过渡倾斜或者以弱讹强,而是要构建一个弱可变强、强者敦厚、强者关爱弱者、多赢共享、各得其所的法律环境。

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表率。要建设法治大国,必须努力打造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廉洁政府、勤勉政府、透明政府、服务型政府。当前,各级政府虽握有巨大的公权力,但公信力普遍不足。行政权是作为被代理人的人民通过立法程序、向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委托授权的结果。因此,行政权的本质在于代理权。行政权的创设旨在谋求被代理人的福祉,即人民福祉、公共利益。行政权的授予并非天经地义,更非神授。作为委托人、被代理人和受益人的人民对于政府的授权,源于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品德和专业才干的信任。既然承人之信,受人之托,就应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受人尊重的政府必须是一个诚实守法的楷模。倘若政府滥用行政权,无论是源于贪腐,抑或源于专横,都会酿成巨大灾难,沦为社会稳定的第一破坏者。倘若政府敢于带头违法,法治大国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的违法行政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违法乱作为是违法,违法不作为,尤其是怠政、懒政、惰政,也是违法。

为制度上预防和清除公务员的道德风险以及权钱交易的腐败现,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主体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法定的法治原则,规范政府行为尤其是日常决策与执法活动,真正把行政权关进法治的笼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治是“保民”与“治官”的有机统一。法律既要保护公民权利,又要规范公权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政府必须牢记“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公民和企业则需牢记“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

法治政府的底线要求是政府不能违法,上限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政府仅仅带头守法还不够法治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务员的基本准则。而市场经济下的依法治国,要求政府尊重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和交易自由,为经济活动提供保护、引导、服务、促成、给付和激励机制。政府应当做好市场不愿做、市场不能做、市场不好的事情。当契约自由、市场博弈的机制失灵或被强者滥用时,监管者就不应迁就畸形的契约自由与市场博弈,而应挺身而出,康复契约正义,完善公平交易与自由竞争机制当市场主体慎独自律、市场理性自治时,政府就应减少干预;当市场主体丧失理性、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必须到位,以康复市场功能。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取代市场,而是激活市场、康复市场。

要提升政府公信力,必须重构公权力:一要压缩项目审批权(放权),二要强化市场监管权(赋权),三要维护受害者民事权利(维权)。因此,放权、赋权、维权是政府推行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核心要义。能不审批的市场准入项目,政府尽量不审批。唯一例外的审批理由在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对于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也要严格解释,预防滥用。强化市场监管权,关键在于事中事后监管。要消除当前的监管盲区、监管漏洞、监管懈怠与监管套利等乱象,必须强化监管者的责任担当意识。建议借鉴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实时监控制度,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建立跨市场、跨地域、跨产业、跨部门、24小时全天候、360度全方位的市场监管信息查询和应用体系。既要拍苍蝇,打击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竞争,也要打老虎,打击垄断企业滥用垄断优势的行为。要坚决反对看客下菜的选择性执法现象,彻底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的难题。

要打造服务型政府,必须加大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力度。实践中,不少行业主管部门错误地自我定位于维护和代表所在产业企业的利益,而不愿代表和维护消费者利益。鉴于行政保护的效率高于消费者的自我保护和司法保护,建议尽快扭转当前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缺位的现象。随着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领域的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念不仅应当贯穿于传统的产业领域,而且贯穿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新兴消费领域。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责大任不仅要靠工商部门,还仰赖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房地产、民航、旅游、银行、信托、保险等诸多市场的监管部门。这些部门要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宏观调控、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行政调解、行政指导等服务职责,对于消费者提供公平快捷的行政保护。每个市场监管部门都有义务对其监管市场内部的消费纠纷开展行政调解。针对相关政府部门在消费者保护政策方面存在的相互抵触、互不衔接的不正常现象,建议建立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快捷高效的联动决策与执法机制。相关部门在制订相关产业政策时应当自始至终体现出消费者本位的基本理念,体现出消费者友好型的特点。同理,对投资者与劳动者的保护同等重要。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化水平高低的核心三大指标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与劳动者的幸福指数。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要建设法治大国,必须建设廉洁公正专业的执法、司法与仲裁系统,提高执法、司法与仲裁的公信力。法治大国的建设离不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制度设计与法治实践。好制度比好人更重要。要完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与仲裁机构的内部治理和风险控制(包括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与免责机制、激励机制),切实增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成就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建议在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联动执法机制建议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将专家咨询论证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充分发挥法学家在执法司法中的参谋和助手作用。基层执法与司法机关是法治系统的神经末梢,也是人民群众认识法治国家的第一窗口。建议进一步实现司法资源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执法与司法机关建设,建立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优秀中青年法律人才到基层建功立业。为提高争议解决机构的公信力,建议进一步规范各类争议解决机构,确认它们的独立法人地位,保护其依法独立行使财产权利,充分发挥调解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省时、省力、省钱、保密的独特定纷止争功能。

要深入研究多元化、替代化的民事争讼解决途径,大幅降低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收益,降低失信收益,提升失信成本。民事纠纷的五大解决途径(协商、调解、申诉、仲裁与诉讼)在运用数量上要依次递减,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建议建立健全小额法庭制度,实行一审特别程序为缓解群体上访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议激活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告状无门的问题建议人民法院对各类民事行政诉讼(包括法无明文或规定不明的案件)采取开门立案、凡诉必立的服务型政策建议实现信访制度与诉讼制度之间的有机对接,并将具有可诉性的纠纷案件要回归程序规范、信息透明的诉讼程序。为了鼓励当事人息讼服判,提升司法文书的公信力,必须把辨法析理、胜败皆明的裁判理念落到实处。不能把析理简单理解为剖析情理。还要强调援引法理裁判、注重裁判推理过程。司法文书既要强调法律效果,还要强调社会效果,包括对社会公共利益、公众法律感情和公众行为模式的三大影响,确保每个裁判文书经得住法律的检验、社会的检验与的历史的检验。

全社会信仰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思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最终保障。由于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人治思维在现实生活中还根深蒂固。没有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就不可能有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与维护,就不可建成法治大国。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灵魂深处信仰法治,并在言论与行动上自觉践行法治规则。企业、消费者、劳动者、投资者和社会各界也要自觉信仰与敬畏法律,养成全民信法、全民守法、全民护法的自觉习惯。法律不仅仅是法律专业人士的饭碗,也不仅仅是全社会的行为准则法律还应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要树立守法光荣、违法可耻、护法高尚、弄法可悲的现代法治文化要告别“守法者受气、护法者流泪、违法者神气”的不良社会现象。法治社会就是权利社会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权利与义务随。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也要学会科学维权、理性维权,避免滥权侵权,自觉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与心理感受,切实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笔者坚信,只要全社会凝聚共识,信仰法治,万众一心,法治中国的巨轮一定会破浪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